日常跨洋通话
Rex，我身处美利坚的好友，又如往常一般跨洋来电，同我交流近期心得。我们的话题一如既往的广而不杂，围绕着几个中心话题层层展开。从个人近期心里状态到生涯规划，从近期国际新闻到意识形态，无所不谈，无所不论。
我们很自然地在此次通话中聊到了之前通话曾提及的话题：“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新保）”。在上次通话前，我对这个意识形态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几乎只是Rex在和我科普它的要旨。他用一句话概括了新保的对外逻辑：“美国应采取强有力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民主和美国价值观。” 在上次聊天后，我去系统了解了一下新保守主义的脉络。从我了解到的东西来看，Rex的概括仍一如往常的精准。基于我对新保了解的加深，我们在此次聊天中，便从各个方面都评论了一下新保守主义因何缺乏根基。下面我将沿着谈话的大致脉络来展开我们最终的讨论结果。
新保守主义的定义
新保守主义是美国七十年代政治中逐渐聚拢起来的一种倾向。很多早期新保守主义者来自自由派阵营。他们支持民主和市场，也接受有限的福利国家，但在见过六十年代以来的激进运动和各种社会改造以后，他们不相信政府能靠专家、预算和行政命令解决一切问题。
所以在国内政策上，新保要保的主要是美国已经形成的社会秩序。他们强调家庭、宗教、社区、市场和个人责任，也倾向于把贫困、犯罪、教育失败这些问题理解为文化、伦理和社会组织共同作用的结果。新保认同政府可以救济和干预，但无法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凭一张设计图把复杂社会重新搭一遍。 到了外交问题上，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另一套判断在新保内部越来越响亮。不少新保相信美国的制度具有普遍价值，也相信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会更加安全。从这个判断出发，美国的力量就不只用来保卫本土，还应该主动塑造外部世界。“独裁政权既是当地人的不幸，也可能成为美国未来的安全威胁。”于是乎，外交、援助、制裁乃至军事干预，都可以用来促使其他国家走向民主。
动机有缺
基于人本主义，自由、法治、选举和人的尊严都有真实的价值。（虽然人本主义仍然值得商榷，但我们先假定大多数人是认的）
希望别人也能获得这些东西，动机同样可以是真诚的。但这并不蕴含着替别人作主的正当性。退一步讲，从这些原则走到一套能够运转的制度，中间隔着极其漫长的历史。稳定的民主需要一个能正常收税办事的政府，需要多数人承认的政治共同体，还需要失败者相信自己下次仍有机会。缺少这些前提，选举很容易变成宗派、部落和地方势力之间的人口清点，选票的效力不如地头黑帮的口头警告。
选票可以记录一个已经存在的政治共同体，却不能凭空创造一个政治共同体。
新保守主义者看到了美国制度最终呈现出来的样子，却低估了它所依托的地理条件、地方自治、社会组织，以及两百年冲突妥协留下的习惯（conventions）。这些东西无法跟着一部由并非当地人制定的新宪法一起空运到国外。这仅仅是把制度的外壳搬过去，不会附赠产生这套制度的历史。
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起因并不相同，但后来的国家重建都走上了相似道路：推翻原政权，制定宪法，组织选举，训练军警，然后期待新的秩序自动长出来。两个国家都举行过选举，也得到过美国大量资源的投入，最后走出的结果却不及期望。伊拉克在长期的宗派冲突和治理不稳中勉强保留了一点选举政治的风味，阿富汗则在美军撤出后重新由塔利班执政。民主能否稳定，首先取决于一个社会怎样共同生活，然后才取决于写在纸上的制度名称。外人无法越过这个社会，替它完成共同生活所需的信任和妥协。 新保守主义者滥用自己希望别人获得自由的善意，将之扩张成了代替别人选择道路的自信。
手段不足
新保的工具还包括联盟、制裁、外交和援助。但在冷战后最受新保影响、也最引人注目的政策实践中，军事强制被当成了政权更替的捷径，伊拉克仍是最典型的例子。要解决的问题反而从解决问题的手段中产生了。
军队最擅长的工作非常明确。它可以摧毁目标、占领地点、切断补给，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击垮一支正规军、推翻一个政府。可民主需要的那些东西——合法性、妥协和对共同规则的服从——恰好都无法用同样的办法生产出来。一个长期存在的政权，会逐渐同军队、官僚、地方势力和利益分配纠缠在一起。推翻掌权者与拆掉国家机器是两件事。一旦你试图两件事一起做，日常治理留下的空缺和原本受压制的矛盾就会同时出现。占领者很快便会发现，推翻一个政府只需要赢下一场战争，接管一个社会却得回答几千万人的每一张嘴。
美国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后解散原有军队，并推行大规模的去复兴党化，这些操作加剧了国家能力的断裂。不少熟悉武器的军人和熟悉行政的官员失去职位，也没有理由忠于新秩序。如此一来，新政府尚未建立自己的信誉，就先背上了依赖外国军队的印记。后面再投入更多军费、顾问和培训，也很难迅速建立一套稳定秩序。这是一个很难绕开的两难。外军留下得越久，新制度在当地人眼中越像占领者扶植的代理品。然而外军撤得越快，新制度越没有足够力量独自维持。
战后德国和日本常被拿来证明军事改造能够成功。可这两个例子背后有总体战后的明确投降，有仍可接续的官僚体系和国家认同，改造前也没有出现长期的全国性叛乱。可这些条件在大多数被干预国家并不存在，它们也证明不了一套到处适用的改造公式。
伊拉克战争只能说明，美国确实有能力迅速推翻一个政权，但政策制定者却把这种能力误当成重建秩序的能力。摧毁一个政府和建立一个社会，本来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试图用强制服从来教授自治，手段本身已经在破坏它声称追求的目标。
攘外不能安内
评价美国有没有能力改造别国，一种很直观的检验就是看看它怎样处理自己最熟悉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是美国围绕种族延续至今的社会裂痕。从奴隶制、种族隔离到民权运动，美国各种族在纸面上的法律平等方面迈步颇大，但历史留下的居住隔离、教育差异、财富差距、治安冲突和彼此不信任却仍然纠缠在一起。更麻烦的是，美国社会直到今天也无法就问题的性质达成基本共识。有人强调历史歧视，有人强调犯罪和家庭结构，也有人归因于贫困、教育和产业衰退，而现实显然是这些因素互相咬合以后形成的结果。处理这些问题时，美国没有海外行动那样的语言和信息隔阂，也不缺统计资料、财政能力和行政机器。这些矛盾完全发生在美国政治共同体内部，社会各方也围绕它们争论、斗争和改革了几代人。即使条件如此充分，问题仍只能缓慢修补，短期内解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一个国家面对自己最熟悉的社会，尚且需要几代人的冲突和妥协。换到语言、宗教、历史和利益结构都很陌生的地方，就更没有理由相信一批任期有限的官员和士兵能够迅速设计出答案。
新保守主义之后
今天的世界确实在重新寻回保守主义。这种需求不难理解。人们搬到更大的城市，在极端原子化的公司和行政系统里生活，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能够真正依靠的关系却越来越少。家庭和社区之所以重新被提起，是因为人不能只靠增长数字和消费主义来生活。大家想重新拿回来的，是稳定的关系、熟悉的生活和自己愿意承担的责任。
真正值得重新捡起来的保守主义，首先应该承认人的认识有边界，国家的力量也有边界。它珍惜已经形成的生活、地方经验和制度连续性，要求变革者们在试图拆掉旧秩序以前，先弄清它究竟承担着什么功能。